做一個不一樣的醫師——專訪吳建昌醫師
圖片來源：http://medlib.blog.ntu.edu.tw/archives/115
Ｑ：請問您在大學前曾想過唸法律系嗎？如果有，讓您改變志向的因素為何？
其實在高一的時候我本來想唸社會組，當時我也認為社會組最好的科系就是法律系，所以一開始是想讀法律的。
「但我的高中導師說我有三個不適合讀法律系的特質。第一是不夠聰明，他說處理法律的事務很複雜，要考慮的人、事、物層面比較廣，他說我不夠聰明所以不適合；第二我口才不夠好，可能我給人的印象是比較善良單純，個性也不是那麼outgoing，他說口才好比較適合讀法律；第三個他說我的心不夠黑！我想他的意思是說，走法律這條路必須碰到對錯都要毅然決然，要直直向前衝。像是當一個律師，無論當事人是好是壞，你就是要為他奮鬥到底，老師說的心不夠黑應該是我沒有這樣的特質。後來想想，老師說的好像有道理，那怎麼辦？我不想唸數學系或教育系，也覺得自己不太適合唸工程、物理這些，排除這些之後，就選擇考醫學系了，大概是這樣的過程。」
Ｑ：您是在什麼時期或因素的影響下，又決定開始鑽研法律？
應該算是在流氓感訓隊當醫官的時候開始。
「當時在流氓感訓隊當醫官，工作就是要幫流氓看病，這些不典型的病人常常希望我能夠幫他開一份假的診斷證明書，讓他可以享受一些 “特權”，譬如說他生病了所以不用出操、不用去訓練等等，那通常長官也不懂醫學，就是醫官說了算，等於說我掌握了某種權力。但是也不可能他們（流氓）怎麼要求我就照做，我還是得按照規則走，所以我很認真的去探討他們裡面的作業規則，結果後來發現有一半的時間我都在跟他們辯論「依照作業規則」，醫官能做什麼、不能做什麼，確實有的症狀我才能寫，因為花很多時間辯論這些，慢慢地又重新燃起我對「法規」的興趣，覺得這些東西還真有趣。而且我的口才也比高中好多了。」
醫學系畢業後的吳醫師，曾在流氓感訓隊擔任醫官，與感訓隊裡「不典型」的病人的互動經驗，以及一本偵探小說無意間的啟發，使他再次有了想學習法律的念頭。
「坪林那邊（當時流氓感訓隊所在地）有一個小型圖書館，我在那邊看了不少偵探小說，其中有一系列《梅森探案》的書籍，作者的名字是賈德納，小說裡面的律師叫梅森，他處理案件同時又做偵查，也會破解一些謎題。作者出版時dedicate了一本給一位專家，那位專家既是醫學博士又是法學博士，在司法和醫學領域都極有成就，他（作者）很欽佩他，就把這本書奉獻給那個專家。看到這邊我就想：『咦？怎麼有這種專家？』因為從沒想過有人會唸醫又唸法，我就去查台灣有沒有規定不能唸醫又唸法，結果發現沒有唉！雖然我將來還是要當醫師，但我想要當一個不一樣的醫師，那既然對法律有興趣，我就想或許以後可以結合這兩個領域，所以我在白天繼續當住院醫師的情況下，用醫學系畢業的文憑去報考台大法律系夜間部。」
Ｑ：您認為現行司法實務上，（精神）醫學的重要性與價值為何？
心智科學和審判工作的相互配合。
舉凡司法實務上的測謊、精神鑑定，乃至衛生政策的訂定，在在都是心智科學（包括精神醫學）與法律的結合。在相互輔助與管制的循環下，司法與醫學兩大領域已是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「心智科學要做研究嘛，那研究的話就會有相關的法律來管制。反之，法律的實踐也會需要這些心智科學工具的協助，像測謊、精神鑑定。我們會做神經心理學測驗或是神經影像學，檢查受測者的大腦或檢查某一區的血液流動有沒有供應不良，造成某些功能異常⋯⋯等等。
從這個觀點看來，心智科學，包括精神醫學，在司法實務上的重要價值是能提升判決過程與結果的正確性。」
「至於這些證據能夠證明到什麼程度，或是證據能力等等的問題，都不是我們醫師能夠置喙的。像最近司改會有質疑專家為何可以對 “能力” 做判斷，他們認為 “能力” 是法學概念及法學價值判斷的結果，而不是科學概念或科學價值判斷的結果。所以現在我做的都是醫學上的臨床標準判斷而不是法學判斷，我並沒有代替法學做決定，我的標準就是臨床。」
至於地方、全國性的精神衛生法律，牽涉的層面不僅僅是法律與醫學，更需要有科學、社會學等多領域專家的參與方能制定。
「除了法律的專業領域之外，像精神衛生法、能力法，也常會牽涉到臨床工作。包括你如何訂一部好的法律讓一群人受惠，而不是單單只有一個人，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。譬如說刑法第19條，民法第75條關於意思表示的規定，或者民法第14條到第15-2條關於成人監護的規定，那會影響到老年人，尤其現在台灣是高齡化社會，老年人的個人重要權益事務如何進行管理，或者他本人是不是在表達他真正的意願，這也是精神醫學在立法過程中能夠參與的部分，因為法院有的時候會 ”想像“ 精神病人大概是什麼樣子，但想像跟現實是有差異的。所以在立法政策、法律的制定上，也會有醫學與司法實務結合的部分。」
Q：就現狀而言，醫學院學生加修法律課程的比例，普遍高於法律系學生加修醫學課程，您認為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可能是？
其實我沒有仔細調查過這個現象的原因是什麼，當然我相信有一定的比率是為了自保，但更多的應該還是個人的興趣所在吧。
作為台灣前十位同時具醫學與法律學位的醫師，與吳醫師同道的還有現任衛福部次長薛瑞元醫師。
「有些學法律的人之前是婦產科醫生，你可以想像婦產科醫生會發生什麼醫療糾紛，或許是發“憤”圖強阿。因此想要把法律學好，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可能是受到刺激吧。」
看似不經意的玩笑話，卻著實把現代困難的醫病關係與醫師處境體現地淋漓盡致，也不難理解為何許多人將醫學生唸法律的原因歸於「自保」。
「我那時候純粹是想做一件不一樣的事。從馬斯洛的觀點來講，就是想再挖掘、發揮自己的潛能，既然我對法律有興趣，就去學法律了。」
有些人將考取證照作為證明自己的方式，亦有些人喜歡挑戰自我，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。不單單侷限於一隅，跨越科際，拓展自我的同時也為社會增添多元的可能性。
然而，論及醫學系每年的雙、輔、轉系名額皆只有極少數時，吳醫師說其根本原因在於醫學訓練十分著重實作，且每一階段的訓練都是環環相扣的，因此若外系想要雙主修或轉系，在學習進度與專業知識方面會較難補足。
「至少我以前無法想像我同時唸醫學系跟法律系，所以我是唸完了醫學系再唸法律系。醫學唸七年，法學其實也唸七年，包括在夜間部的四年及台大碩士班兩年，之後再到哈佛唸書。我兩邊都唸了七年，總共花那麼多時間，但現在有些人就不用，這是很幸福的。」
Q：先前有呼籲修法免除醫師業務過失傷害的刑事責任，您的看法是什麼？
關於醫療傷害，其實很少有國家將刑事處罰的相關規定完全廢除，只是取決於你怎麼去用這些規定。
以美國為例，事實上美國並沒有完全廢除醫師的刑事責任。在美國，如果要對一位醫師追究刑事責任，必須證明到所謂的beyond reasonable doubt（無合理懷疑）；然而「醫療」本身是十分複雜的，因此在美國現行法上，往往須罪證確鑿且被告惡行重大，才得以定罪。而在醫療傷害案件，這是非常困難的。
以台灣而言，吳醫師將有關醫師刑事處罰概分為三個層面因素：
(一) 道德譴責：為了避免下一次的傷害，也就是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。
(二) 成本分配：舉凡民事責任或是刑事責任都有成本分配的問題。舉例來說，「受傷害」本身是一個成本，一般人會選擇吸收小的成本自行彌補；然而，當受害超過一定的程度，無法自行吸收時，選擇進入訴訟，此時社會成本便浮出檯面。但是從現實面來看，台灣許多醫療傷害是由健保負擔大部分的成本，此即為一隱性的成本分配。而多數人會察覺到的成本分配往往只有刑事追訴，但若是大家都以刑事追訴作為分配成本的手段，醫病關係要如何改善？
(三)定止紛爭：當法院做出終局裁判，便是使一切糾紛畫上句點，可以達到公信力的結論，現行的司法改革也是希望能夠提升大眾的信賴感。
Q：最後可否請教授對將來有興趣跨入法律的外系學生，或者法律系有志向往司法精神領域發展的學生，給予一些勉勵或者期許呢？
「除了我之外，結合法律與精神醫學的醫師也有不少位。在法律及心理學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黃致豪律師。現在國外從事臨床心理跟法律研究二者結合的人逐漸增加，重點在進門之後有沒有心好好去學習。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們都可以將各自領域與他領域去做結合，例如法學領域裡面也有人去做心智科學的研究。麥克阿瑟基金會贊助了很多法律與神經科學、精神醫學或法律與心理學這兩個交界地帶重要的研究， 最早他們研究人的意思能力或者心智能力，討論在法律當中要怎樣去進行判斷，並且做很多實證研究。另外則是研究病人在住院過程當中的強制性。近期便致力於贊助法律跟神經科學結合的相關研究。
有位在法學與神經科學領域中蔚為一家之言的教授強調說：『法學是人的層次，而非大腦層次，所有的層次分段最後還是要用一般的俗民心理學，而不是用大腦活動去判斷。』
很多的研究都是要通過數十年不斷的調查、研究與記錄而形成結論，非一、二十年得以顯見。對於有志往醫學與法學的結合之路發展的學生們，我是很看好的，我花了14年去鑽研，除了有一顆熱愛讀書的心外，也是對於這個領域的堅持，對自我的堅持的成果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