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體制外到體制內──專訪詹順貴律師
律師的辦公室裡擺滿貓頭鷹與鳥類的雕刻、畫作，一眼就能看出他對自然的熱愛。畢業後，一路從銀行工作、環境律師到環保署副署長，涉足環境、迫遷、傳統領域等議題，仗義執言的「大俠」在進入政府體制之後，仍不改他率直的性格，樂於當整個組織裡的「烏鴉」，評點他對施政的不滿。一路走來，律師始終保持他的大俠性格。
開始｜法律之途
熱愛文史的律師，大學填志願時原本想選填中文系與歷史系，在那個資訊不流通的年代，資訊都來自身邊的人，於是在阿姨的建議下選擇了工作穩定的法商學群。優先選填台大，加上分數落點剛好在法律，於是便進入法律系就讀，並沒有抱著太多的想像。「但後來覺得念法律系還不錯，因為它不是背法條，而是學習邏輯推演，這在後來當律師都有幫助。在後來關心環保，到了公部門，都在做管制，管制的標準訂定、稽查標準等等都和法律息息相關。」
大學期間，律師仍著迷文史，毓老的四書講學，一聽就是三年。文學、歷史，對律師而言，不只能鑑往知來，在將來寫書狀、評論文章上，都有所助益。「當時寫專欄，同時有三家電子媒體邀我寫專欄，差點變成專欄作家。」回想執業的那段期間，律師逗趣地說。
一面聽文史課程，另一方面，喜愛大自然的律師也參與登山社團，課餘時間多方接觸，因此對課堂上的知識比較生疏。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銀行擔任法律辦事員，但事實上主要的工作內容是催收貸款與辦理貸款，工作單純，晚上便靜下心讀法律。有次銀行辦理大型聯貸案，當時律師認為契約文字有問題，建議調整，但銀行卻採納缺乏實務經驗的大事務所所提供的意見書，這讓律師決定發憤圖強考執照。
先是受雇於其他事務所，一年多後開業，過去在銀行的實務經驗使得律師建立自己的專業，無論在訴訟或非訟上，過去的客戶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，也使得律師有餘裕從事那些他更感興趣的環境保護活動。對於律師而言，這份工作相較於擔任法官、檢察官，擁有更高的自主性與獨立性，雖然並非完全，但能某種程度上挑選自己不排斥的案子。雖然當時曾有轉任司法官的機會，但本著這份獨立性，律師仍然拒絕了。
體制外｜作為倡議者
除了商業案件，律師更為人所熟知的，是他在各項議題中鮮少缺席的身影，從環境保護、土地徵收、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到身心障礙者議題，都能看見他。
律師參與身心障礙議題，是出於一種嘗試、也是出於一種與法庭上的反差。在法庭上能言善辯、把握有限的時間陳述意見，但出了法庭，到障礙者的機構擔任志工，不求快、不需要太多的言詞，重在陪伴。細膩地觀察障礙者的需求、陪伴他們學習生活技能，當他們學會一件事後，便不能過度地介入，而是讓他們展現自己努力的成果。需要「慢」、耐心來陪伴的志工，與律師的工作間，形成極大的反差。擔任志工之餘，律師也開始接觸到許多牽涉障礙者的案件，並開始嘗試為他們辯護，甚至參與修法的討論。
另一方面，律師也在環境保護的活動中活躍。延續大學時期登山、與自然接觸的興趣，在某次因緣際會之中，開始了律師賞鳥的休閒活動。與登山不同，賞鳥不求攻頂、也不求累積多少數量的攻頂紀錄，而是以觀賞鳥類為核心，因此也會反覆出入同一個地方。在賞鳥過程中，律師更能看見環境的變遷，數次來到相同的地點，卻可能迎來不同的地貌，這也是律師對環境議題產生興趣的原因。
接觸環境生態同時，就會觸及鄉村農業的議題，更進一步便是都市更新、土地開發。關於土地的利用，開始跳脫「地盡其利」的思維，探討基本權利、程序正義的問題。與環境議題不同，都市更新的案件也能夠成為一部份的收入來源，律師在這些領域的鑽研，使他建立了專業門檻，當發生這類案件時，當事人也會先尋求他的協助。
在承辦司馬庫斯風倒櫸木事件後，律師開始接觸原住民傳統文化，實地走入部落探訪、了解原住民的風俗與知識，對原住民文化議題越發感到興趣。而後包括屏東的獵槍案、美麗灣案，律師都有參與其中，這些案件使得律師重新思考原住民存在的意義。
對於律師而言，一般的商業案件像是衣食父母，其他的案件是興趣，兩者都不可偏廢，必須盡心盡力完成。這樣的過程確實很累，但卻使得律師認識許多朋友，一一細數過往旅遊的經歷，到各處都有好友盛情招待。而在傳統領域的經歷中，阿美族的長者更給律師一個族名，代表對律師的認同。
社會運動做久了，便會發現制度上的缺陷，因此律師也參與過許多民間版草案的修訂。草案的修訂需要經過許多資料的爬梳、參考多方意見，更重要的是必須去遊說，形成足夠的民意壓力，才能夠讓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修法。
在環境保護的專業形象，也使得財團不惜花重金收買律師，讓他在記者會上為開發案背書。「只要開一個記者會，就有七位數。我在這個領域累積出信譽，所以他們想要借助這個信譽，但我直接拒絕了。我一方面想，難道我這樣累積的信譽只值一百萬？而事實上，我的信念也不會接受。」
體制內｜擁有公權力之時
在擔任律師、參與環境議題的過程中，律師曾被提名作為環評委員，2016年總統大選前，律師加入民進黨的智庫參與政見設計，當時智庫的執行長是林全，故林全組閣時，便受邀擔任環保署副署長。
當時答應接任環保署副署長，律師也經過一番猶豫，詢問周遭的人後才答應。「擁有公權力，可以直接從制度面系統性地改，比起在體制外針對個案施壓、阻擋更有效率。當然也是有人不諒解認為這件事就是被摸頭、背叛初衷。不過環保記者也看得出我有在做事，而我也是現在的政務官裡，少數可以和社運團體直接對嗆、『激烈溝通』的。」
無論是環評委員還是環保署副署長，都握有公權力，事情的結果往往無法讓所有人滿意。「就是要調適，從一個批判者，變成決策者，要時常提醒自己檢視對於環境的初衷有沒有打折。我們做為一個民主社會，在社運中希望擴大自己的聲音，但身為政府，必須傾聽各式各樣的聲音。」
公權力使得律師必須更廣泛地思考，但律師認為，他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初衷。「以前當環運人士比較容易單向思考，但現在在考慮的時候，必須聽得更多，這是握有公權力的人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的：要聽多元意見來做決策，那個決策雖然仍是以環境優先，但可能不是環團所期待的百分之百，這難免會被批判。」
許多從體制外進入體制內的人，在握有公權力的同時背棄原本的信念。觀察近日的許多修法，律師也感嘆道：「自己要想清楚，政務官來來去去，你要想想哪天政務官不當了，要如何回到過去的群體，要怎麼面對過去在政策上的妥協？不要為了這一時的功利而回不去，這不值得。」
擔任副署長後，要參與許多會議，針對空汙、環評、永續發展、溫室氣體減量等政策，進行決策規劃。期間的困難來自於推動的過程，「要有耐心去說服，讓我們公務文官體系願意改變一些以前相沿成習的法律見解，這要花很多的時間溝通、對話。」但最難的還是與少數環保團體溝通的過程，「只好把它當作一種試煉！」
政策的推動，講求「時」與「勢」，律師引孔子為「聖之時者」的典故來說明政策推動的過程，「狗吠火車，吠不動沒關係，但不要被火車輾死了！」例如在林全內閣時預計推動的環評法案，在賴清德的內閣下是否能夠推動、會不會被過度放寬，這些情勢都必須綜合考量。空汙法案即是顯例，在近期民意的支持下乘「時」推動，才能達到效果。
小結｜給法律系學生的建議
不只在環境議題上，律師建議法律系學生熟習分析論證的過程，摸索出自己的專業，認真鑽研、建立門檻，無論在謀生或未來在社會運動中使力，都有幫助。
「法律制定的目的是在人與人的行為界線中調和，同時也是建立在一個較低的道德或公平正義門檻。學法律的人除了把法律作為謀生工具外，也希望大家能夠借用法律多關心這個社會，替這個社會謀取更多公平正義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