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人菁英思維的形成
上圖：湯瑪斯・摩爾 (Thomas More) 除了是中世紀名著《烏托邦》的作者，更是一名律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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菁英一詞的意思代表著一群人數較少，卻掌握著社會上的政治、軍事權力者、或者是擁有特殊專業的人。前者的例子如政治家們，後者則如醫生、律師等。而菁英思維指的便是這些少數人的想法，有著專業的隔閡又是社會上的少數，菁英思維難免給人一種遠離大眾的感覺。
白玫瑰女童性侵案就展現了菁英和大眾想法上的衝突。一審時，法官判處了被告3年2個月的有期徒刑，因為刑期過短，被社會大眾批評為恐龍法官；但當最高法院作出決議認為應該重判，法律學者則抨擊此項決議，認為這樣的決議違反了罪刑法定主義。
上述案例中，大眾和法律人爭論著究竟多少刑度才適當。姑且不論到底哪一方是對的，法律專業顯然造成民眾與法律人的看法不同。
本文會試著從法律史的觀點出發，觀察法律專業的形成，希望可以就歷史上法律職業的逐步專業化，找到法律人菁英化的理由。
從世界歷史回溯
一、雅典
上圖：雅典式民主的五百人議會示意圖
圖片來源：By Philipp Foltz - www.ancientgreekbattles.net/.../Pericles.htm, Public Domain, 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/index.php?curid=7725777
501人至2500人不等的陪審團，陪審團是由普通的平民所組成的，由陪審團的投票結果決定審判的輸贏；法官的職責如同主持人一樣，而不參與審判結果的決定。
審判時，當事人會圍繞著案件的爭端發言，希臘人以水鐘計時，讓兩方有同等的發言時間。發言結束之後，陪審員們會投下自己的一票，決定支持被告或者是原告。之後宣布票數，決定哪一方勝訴。
在這樣的審判制度之下，法官、法律家在雅典的司法制度中並不重要，而是雄辯家〈或者稱作演說作家〉占了重要的地位。雄辯家以各式各樣的演說技巧影響陪審團做出決定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。
希臘時代並沒有發展出專門鑽研法律知識的階層，事實上，當時的審判還具有相當程度的神話色彩〈例如，雅典人認為，殺人犯會發出一種特殊的臭氣，如果讓殺人犯待在城內會引起神的憤怒〉。專門從事法律工作的階層也只有雄辯家，在民主色彩濃厚，並且不重視法律知識的社會背景中，法律職業當然難以成為菁英階級。不過，希臘時代的演說技巧，直到現在都還深遠地影響律師在法庭中的對答。
二、羅馬
上圖：法律界重要象徵的正義女神 (Justitia) 即是古羅馬神祇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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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時代的法律職業發展，隨著政體的改變而有著很大的不同。
在共和時期，歷史上最出名的法律之一──十二銅表法已經出現，這部法律以程序性的規定為主。這相對於雅典時期，是一個相當的改變，因為雅典並沒有發展出成文的法典。？不過，在共和時期的羅馬，審判還是由公民所組成的陪審團所進行的。因此，雄辯家在此時期，就跟希臘時代一樣，成為了一個特殊的階級，他們重視的是雄辯術而非法律知識，法律知識是法律家的領域。
法律家在此時期則充當著顧問的角色，在具體法律案件中提供意見。法律知識和負責辯護的人是分離的，雄辯人在幕前，法律家在幕後。
隨著政治制度來到了帝政時期，陪審團和辯論家被專職的法官所取代。法庭上的角色包括辯護人、證人、當事人等等。和現代法庭頗為相像。
從奧古斯都統治開始，法律家的書面意見變得具有官方效力，這使得法律得以發展出權威性和一致性，法律家也開始追求官方效力。法官變成了具有專業知識者，法律的專門學校也開始出現。
三、大陸法系
上圖：尼德蘭共和國大法議長約翰．范．奧登巴那維（Johan van Oldenbarnevelt），輔佐荷蘭王室的重要助手，曾經是一名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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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藝復興時期，羅馬法的復興在大陸法系的歷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文藝復興前的中古世紀，羅馬法只剩下微弱的火花，經過日耳曼人的侵略，歐洲各地的法律變得以習慣法為主，而非成文法典。雖然習慣法會被文字記載下來，但是依舊不是審判時適用的法律。
義大利北部學術復興時，隨著羅馬的法律文獻被發掘，法學家們帶回了，羅馬法法律「科學」的思維模式，以及古老的法律條文。此時，一位重要的法學家伊納留斯〈Innerius〉出現了，他致力於查士丁尼法典和學說匯簒的講授，大學裡也開始出現講授查士丁尼法典的教授。這些法學家們被稱為「註釋法學派」，因為他們會以條文為中心，在旁邊加上自己的註釋。
隨著歷史的腳步推進，「實踐法學派」出現了，他們把羅馬法的原則實際應用到日耳曼法還有封建時期的習慣法中，這些法學家給出具體的法律意見，收取酬金。實踐法學派的復興和城鎮以及商業的發展密切相關，人們需要比習慣法更適合都市的法律，而那便是羅馬法。
職業的法律人就此隨著文藝復興而產生，在此之前，歐洲的司法權掌握在領主、教會，以及世俗法官的手上。世俗法官是平民所組成的法官，主要使用習慣法和稱為「明鏡」的法典審判，所謂明鏡是將法學家的理論彙編而成的法典，和註釋法學派不同，成文較早。
但在十五世紀之後，專業的法律人挾帶著羅馬法，取代了世俗法官。
法學家、律師的出現跟羅馬法的再興密不可分，隨著羅馬法流傳到法國、德國等地區，專業的法律人也在各地開始出現，一路發展到近代。
四、日本法系
上圖：東京大學法學部圖書室
圖片來源：http://www.j.u-tokyo.ac.jp/centers/
日本近代的法律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響。不過，首先還是讓我們看到幕府時代的法律。
12世紀，源賴朝創建了裁判所。裁判所的制度一路發展到德川幕府，此時的日本沒有專業的法學家或者辯護人，司法權掌握在地方法官以及其助手等專業階層手中，他們形成了一個通曉法律的階層，而此時的法律是不公開頒布，只對官員發布的，因為法律是引導官員執法的工具，而非約束民眾的規章。
從當時日本的民間傳說，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理想的法律人是可以通曉人心，依此做出合理判決的官員。例如其中一則傳說中，官員要爭奪孩子的兩個母親從兩邊拉住孩子，較大力者獲得孩子，而真的母親因為怕拉痛孩子，所以放開手，官員就從這點判斷誰才是真貨。
但是，開港通商之後，日本重新制定了法典、幕府的官員被廢除、外國的法律學者在日本教授法律──以西方模式（大陸法系）建立的司法出現了，而專業的，受過教育的法律人取代了原本的幕府官員。日本近代的法律階層因為司法的西化，而在短時間內很快的出現了。
對專業法律人的訓練當然地影響了之後台灣繼受日本法，詳細的情形，本文會之後詳述。
由台灣歷史觀之
上圖：現台大文學院（舊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所在地）
圖片來源：台大官網
中學歷史課，一些老師可能會提出：現在台灣社會，在各種職業中醫生被多數民眾視為地位最高。而究其原因，我們必須將時間拉回日治時代。因為當時日本殖民者的教育政策，傾向培育台灣醫學人才來解決台灣本島的各種熱帶型致命病症，考上醫科漸漸取代過往科舉上榜的社會角色。此外，1920年代的抗日運動，醫生也是很重要的參與者。雖然繼之而來的國民黨政府，沒有類似的政策，但是醫生的菁英地位仍能維持，可視為一種歷史的遺存。
以上大略是醫生的菁英地位來源與體現，而本文所關心的法律人菁英思維，在台灣，筆者會以日治時代為起點，終至法律人在台灣社會的未來發展可能路線淺談。
為什麼本文選擇以日治時期為起點呢？因為在日本有限度的引進西方法制度之前，法律人的定位是十分模糊的，甚至可以質疑專業法律的存在，像是清代解決紛爭的機制，實務上是由家庭宗長、地方官等依照自己對案子的認知作出個人的判斷，也就是說，判斷是非的界線非常浮動，跟我們現在認知的法律相差甚遠，因此暫不納入討論範圍。
雖說日本最先將西方法制度引入台灣，但是其核心思想仍然是以天皇為最高權威系統，而且實際應用在台灣社會上，仍有許多清朝時期人民習慣解決紛爭的方式繼續存在著，但是台人的現代法律素養的確從無到有開始形成。
日治時期，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「政學科」，是台灣培養現代法律人的起點。「透過長期的學習，一般台灣人已逐漸知悉使用法院來解決民事紛爭，降低地方行政機構介入民事訴訟調停影響人民繼受西方法的阻礙 [1]。」台灣大眾開始懂得與法院打交道的必要性，市場上也因而產生辯護士（相當於今之律師）的需求；留日的台人中，有五分之一修習法律相關的科目，比例僅次於最高的醫科。而且跟醫生一樣，法律人在1920年代積極參與抗日運動，獲大眾尊敬。「以明治大學法科畢業的蔡式榖為例，他便曾擔任台灣文化協會舉辦法律知識演講重要的主講人，可作為結合了解司法專才對社會實質影響的例子[2]。」此外，1928年由日本辯護士與台灣事務員共同創辦，強調「全部以漢文編輯，欲使不通法律的台灣人一讀瞭然，涵養法律智識，擁護民權」的《台灣法律新報》雜誌[3]，也指向法律人對法律知識普及的努力。以上兩例，皆可看出日治時期在西方法制的影響下，法律儼然成為專門的學問，而習此專業的法律人也開始形成特殊的階層。
但是國民黨主政的國民政府在1945年來台後，對台灣法律界帶來巨大的衝擊〈法院薪資微薄、語言不通、來自中國的司法人員品行不佳、外部政治力干預[4]〉。國民政府於1949年遷台後，法律轉由離開大陸的外省籍人士主導。1945年台灣被接收時，隨著社會氣氛歡喜回歸想像中祖國的本省法律人，逐漸對大陸帶來的腐敗司法體系感到失望，不少紛紛離開法律界，另起謀生。台灣好不容易在日本時代50年間建立的現代司法體系，短短不到五年的光陰讓人民失去信任。
然而，其後的民主化進程，台灣跟大多數民主國家一樣，律師於其中扮演領導角色。在社運中顯露風頭的民進黨的主要領導人，有一半攻讀法律系。再者，自陳水扁開始，馬英九、蔡英文，三任總統皆是法律系畢業，台灣政治中，法律人也扮演著領導地位，這個間接導致整體社會對法律人產生一種「學法律的人，講話應該最大聲」的直觀見解，筆者身為法律系的學生，會不禁擁有優越感的，也就是本篇文章核心──菁英思維，其實也是源自於此。法律人的菁英思維體現就是：愛好在公共議題上發聲，我們更勇於批判與思考，相信自己是站在對的一方，更有甚者，則認為社會上所有的事務法律人都有參與的義務。
法律人的菁英思維，綜觀歷史脈絡，是法律人對司法獨立的堅持，讓司法系統確實達到社會上的公平與公正，並且作為時代思想的領導者，有著作為群眾領頭羊的使命感。然而，法律人在威權統治時期，淪落至獨裁政權的爪牙，被世人所鄙視，這是現代民主社會中，法律人須謹記在心、不能走的回頭路。
參考資料：
查爾斯 霍默 哈斯金斯(Charles homer haskins)著，夏繼果譯，12世紀文藝復興(2005)。初版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薩達卡特 卡德里(sadakat kadri)著，吳懿婷譯，審判的歷史(2007)。初版，城邦文化出版。
威格摩爾(wigmore,J.H.)著，何勤華等譯，世界法系概覽(2004)。初版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註解：
[1] 林璀瑤，評介王泰升《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》
[2] 同註[1]
[3] 曾文亮，日治時期台灣的辯護士社群之形成與發展
[4] 劉恆妏，日治與國治政權交替前後台籍法律人之研究